人类一方面在积累着财富，另一方面在积累着灾害，灾害在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的同时，也给许许多多的人留下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那么──
从1990年开始的“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到现在已近尾声。但恰恰是90年代的这十年，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各种各样的灾害的频度、规模以及损失，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当今世界正在为一个日益加重的庞大灾害网所笼罩和威胁。人类借助技术进步抗御灾害的能力与制造灾害的能力其实一直是在同步增长。在人类面对的灾害困扰中，社会及人为灾害越来越多，灾害中的人为因素亦越来越多。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灾害中所包容所反映的社会性内容日益增多，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灾害，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灾害社会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灾害问题的社会学专著，是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武汉大学、湖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作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中的一种。
《灾害社会学》的作者王子平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并且是地震社会学和灾害社会学的学科带头人。《灾害社会学》从多方面论述了灾害与人，灾害与杜会的关系。对自然界本身而言无所谓灾害，灾害是以人及社会为标准的价值判断。虽然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但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却存在着一个怪圈：由欲望推动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既造成了人类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又导致自然平衡的破坏并进而导致灾害的不断发生和加剧。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在积累着财富，另一方面也在积累着灾害。社会财富的积累使得社会富裕程度以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灾害的积累却又在妨碍、阻滞着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灾害的因果链条中，社会不仅是灾害的受体，是灾害的后果，而且也是灾害本体，是导致灾害的原因。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灾害后果的考察与认识，大多集中在对人的伤害及生存条件的破坏上。但是，灾害对人的伤害并不就等同于对社会的破坏，这本是有联系的两件事。将灾害对人的伤害与对社会的破坏分开来看，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与认识灾害，也更有利于人们有效地抗御灾害，因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所有灾害的共同特征就是威胁到人的正常生存，其破坏性后果一是直接造成人的伤亡，一是通过破坏生存条件而对人造成损害。后者比较典型的是地震灾害。强烈地震经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在地震中，几乎不曾有过直接因大地震动和颠簸而死亡者，大多则是因地震造成建筑倒塌而致死。1976年的唐山地震使24．2万人丧生，除数十人死于次生灾害外，都是由房屋坍塌而死亡。生存条件不仅决定了救灾的内容和任务，对于防灾和减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目前而言，减轻灾害最重要最直接的即是强化和加固人的生存条件，使之在灾害发生时不致被破坏。只要生存条件不被破坏，人的生存就有了保障。1996年包头市发生的6．4级地震，是唐山地震以来20年中我国的第一起城市直下型地震。由于唐山地震后各地对大批建筑进行了加固，所以在包头地震中有几千幢楼房酥而未倒，仅造成了几十人伤亡。专家估计，如果建筑没有加固，包头地震的伤亡恐怕要增加数百倍甚至更大。再如去年长江大洪水，中下游几乎全线告急，损失巨大。但与沿江几百万军民在大堤上拼死搏斗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两端———宜昌市和江苏省，面对同样的大洪水却是有惊无险，原因很简单，就是宜昌于80年代初、江苏从96年起，建起了高标准的防洪大堤。正是生存条件的不同，决定了灾情的截然不同。
灾害对人的伤害是立体的，不仅是生理上的死与伤，同时还有心理和思想方面的伤害。基于此，作者明确提出了“精神救灾”的概念，并论证了物质救灾与精神救灾并举的重要意义。健全而充满生存希望的精神世界，是人在遭受灾害条件下继续生存下去的、与物质条件至少同样重要的条件。精神救灾的意义也就在于为人在灾害条件下的生存提供和创造条件。作者还提出了“灾害文化的社会功能”，“灾害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观点。《灾害社会学》指出，在灾害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双效关系”。即灾害既会造成对人的伤害，又会在事实上锻炼人，使人成熟起来；人为着生存而与灾害进行抗争，同时却由于自私和短见在加剧灾害，从而危害自身生存。一方面在抗御灾害，一方面又在制造灾害，这就是人对灾害的正负作用，也是人对灾害的全部行为。
面对日益严重的灾害威胁，我们需要科学的灾害观，科学解释灾害原因，准确分析灾害后及影响，深刻认识灾害同人及社会的辩证关系。灾害是人、自然、社会之间平衡的某种破坏；人类的抗灾、减灾，则是重建平衡，而决非要战胜什么。我们经过那么多的报复与惩罚之后，才重新开始认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古老的命题。人类如果不能真正约束自身，便不可能摆脱灾害怪圈的恶性循环。“国际减灾十年活动”行将结束，但人类更为艰难的减灾历程却仅仅是刚刚开始。
（《灾害社会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定价：23．20元）
 |
